光热发电正成为新能源热点

[6] Graham Gee,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of JAG Griffith", Volume 28 Issue 1 Legal Studies 20-45 (2008). [7] J.A.G Griffith,"The Brave New World of Sir John Laws", 63 Modern Law Review 159-176 (2000). [8] J.A.G Griffith, "The Common Law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117 Law Quarterly Review 42-67 (2001). [9] 与此相对应，格里菲斯认为，法的概念也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法仅仅是一个有关权力关系的表述。

权利法案或任何其他的设计也做不到这一点。没有迹象表明法官正在降低政府的效能。

汤姆金斯将其称为统治的现实。（3）我们所使用概念的模糊和不确定，尤其对疑难案件来说。然而，它把是否改变的问题交给例外状态和通过一种特殊的政治，然而，在英国、新西兰这样的国家，议会有权作快速的改变，因此宪法讨论将成为日常立法过程的一部分。她认为，《人权法》虽然形式上保留了议会主权，但实质上限制了议会的权力。最后，汤姆金斯认为，法院应当促进议会，支持和繁荣政治宪法而不是相反。

再次，《人权法》第10条对议会主权的冲击在于，它通过修改先前立法的方式代表着一种默示的废止。自由主义的自由是独处的权利，是一种原子式的自由。首先，法院擅长的是程序问题，但是对于一些实质问题，比如可接受性、合理性或者合比例性，法院并不比立法者判断得更好。

的确存在很多议会永远不想去做或者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做的事情，但列举这些事情是什么并非法院的任务，或者把法院宣布无效也添加到议会的道德政治限制之中。[13] J.A.G Griffith, "The Common Law and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49. [14] Thomas Poole,"Tilting at Windmills? Truth and Illusion in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Volume 70 Issue 2 Modern Law Review 250-277(2007). [15] Thomas Poole,"Tilting at Windmills? Truth and Illusion in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267. [16] C. Gearty,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Adjudic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5-206. [17] 至于为什么会从政治宪法走向法律宪法，汤姆金斯认为是权利法案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成文宪法导致的。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并不在于人们是自私的、缺乏知识、偏见或不信任，而是在于思想和行动的自治、开放和多元主义。对于《人权法》第4条，古德沃尔希指出，如果认为被选举出来的部门有义务接受和按照不一致宣告来行为，那么《人权法》为什么不直接给予法官宣告无效的权力。

他认为，权利并非先验的，因为确定权利的范围和内容不是在政治之前，而是在政治之中。因此，言论自由是作为公共利益在行使。

通过与英国政治宪法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悖论。他反对法律宪法所提出的宪法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固定的终点（当然，法律宪法并不是主张宪法是不变的，而是主张宪法的改变必须在司法的解释的伪装下进行），相反，他认为宪法是一个偶然的、动态的活动，不存在唯一的、可识别的制宪时刻。第七，它促成公众可以接受的决定。第3(2)(b)条规定，这样的解释不影响任何不一致的主要立法的效力、继续运行和实施。

因此，无支配就必然要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3）在法克托泰姆（Factortame）案中，上议院拒绝适用1988年的《商业运输法》，理由是它不符合欧盟法。政治必须被驯化、设置一定的界限，如此它的能量才能被驾驭，也就是说，才接受理性和正义的支配。（二）政治优先于法律 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如果不能实际废除政治，至少要通过法律和宪法来限制它。

See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5-56. [47] 贝拉米所说的民主程序就是指伴随着选举竞争的多数决，他同时批判了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提出的基于法院的民主（即司法审查），他认为基于法院的民主是无法作为真实民主的替代品的，因为基于法院的民主是经过编辑的民主（editorial democracy），而非原创者的民主（authorial democracy）。因此，《人权法》到底有没有给议会主权带来挑战以及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17] 汤姆金斯总结了法律宪政主义的六大信条：（1）法律不仅独立于政治，而且高于政治。即使在阿克曼所说的宪法政治的危机时期，人们基于对军事或经济威胁的恐惧更加团结，使共识的达成更加可能。

（3）公众普遍关注的压力将使决定迎合公众的偏好，而非走向无偏私和公共利益。政治宪法学者都认为司法审查会对民主产生威胁，或者说司法审查只有在民主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才需要。从汤姆金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主要是通过历史分析来展示法院与议会两者力量的消长，以此来证明议会或者政治、而非法院或者法律在英国宪法中的核心地位。但它却没有能够调动资源以保护更有可能成为牺牲者的那些人。[69]正如佛瑞德曼所说，《人权法》加强了议会，因为它要求法院作出决定时不能根据模糊的、随意的道德资源，比如自然正义的概念或者不断扩大的普通法，而是要根据民主制定的权利列表。[31]所以，对于汤姆金斯而言，格里菲斯是站在政治的层面发表意见，而非在进行宪法分析。

See Richard Bellamy,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 Republican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emocracy,p. 133. [75] 在宪法学上，宪法变迁是指宪法条文未修改，而现实上宪法规范的内涵发生变化。[67] 2011年，作为政治宪法学者的贝拉米也加入了这场讨论。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正是在此意义上的。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永远存在一个有关要求的尺度与程度的斗争。

[12] 斯蒂芬﹒赛德利对于司法的自信比约翰﹒劳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认为，英国的主权是二元的，是由王在议会和王在法院组成的，对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王的大臣（即部长）都要向其负责。它们仅仅是把政治决定从政治家的手中转移到了法官或者其他人的手中。

首先，共和国必须是法治国家。奴隶制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坏妥协。同时要注意的是，首先，议会主权中的议会是指王在议会，不是议会或下议院单独行使主权，而是上议院、下议院和国王共同立法。这些道德和政治的限制应当交给政治家去协商、妥协和持续地评估政治实践和宪法惯例。

最后，格里菲斯批评了赛德利有关普通法能够解决所有的权力滥用问题的主张，他说，普通法并不是距离宪法原则的发现最近的，是政治制度的责任决定了宪法的形态。因为英国的议会主权恰恰是不成文宪法背景下生长出来的制度，如果把它移植到成文宪法下，必然与成文宪法内在的宪法至上的精神相违背。

（四）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起源于古典罗马政治思想中，它的中心议题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一个混合了三种类型——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政体，因为这样的话能够保持每一种类型的优点，同时最小化他们的缺点，从而提高公共善。他们的观点翻译成现代术语，那就是议会主权只受政治的限制而非法律的限制，进一步被描述为只受宪法的限制而非法律的限制。

汤姆金斯超越了格里菲斯的描述主义的模式而为政治宪法的实践提供了一种规范解释，尤其是部长对议会的责任。再比如，一般认为法院的判决是稳定和受到先例约束的。

学者艾莉森﹒L﹒扬在2009年的《议会主权与人权法》一书中指出，《人权法》对议会主权的挑战主要来自三方面：（1）《人权法》第3(1)条规定，主要立法（primary legislation）和从属立法（subordinate legislation）必须按照符合公约权利的方式解释和赋予效力。再次，在代议制民主下，政治权力应当由那些代表着群体利益的人来行使，然而，法院的法官代表谁呢？不效率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司法的被动性质决定了法官不能选择案件，诉讼的发生是偶然事件，而不是被设计的，这导致了司法缺乏体系性。而行动，不像劳动和工作，永远不可能是孤立的。但是，汤姆金斯认为，英国政治宪法的这种模式正在面临六大挑战：内在改革的讨论、有关权利法案的司法化讨论、下放权力的地区压力、欧盟法的巨大影响、英联邦其他国家的司法化影响、全世界自由的样本已经从英国变成了美国和德国的现实。

（2）主张上，贝拉米认为，阿克曼的理论存在两个缺陷。[52]（2）在安尼斯米尼克（Anisminic）案中，上议院拒绝遵守议会禁止对法定部门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命令。

（二）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英国政治宪法理论的研究，笔者认为，英国政治宪法理论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两点： 首先，从英国政治宪法从描述主义走向规范主义的发展路径来看，政治宪法不能仅仅站在事实的角度来描述，即不能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就应当这样，而是要让人们感受到，如果不坚持政治宪法将会导致某种价值上的损害。在前文中，他批评了约翰﹒劳斯法官提出的将权力大规模从议会和政府手中移转到司法手中的观点。

一方面，败坏并不符合格里菲斯所说的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案例研究还显示，法院对法治价值的坚守促使政治家更加直接地面对政策，法院的判决对议会内外的政治讨论产生了影响。